央广网北京7月9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,面对传统与时代的敲门声,每个人该如何应对与选择?川籍作家罗伟章,在其长篇小说《饥饿百年》《谁在敲门》中,回答了这一问题。他笔下的“父亲”的一生,成为了时代的映射和概括。

近日,中国之声《朝花夕拾》节目专访了小说《谁在敲门》的作者、人民文学奖获得者罗伟章。正如他在采访中所说,“每一个时代的离去,直接关系到新时代的重建、生长。”《谁在敲门》是如何借“父亲”的退场,解构时代、命运、城市等宏大叙事的?

采访从这个略带悬疑色彩的书名开始,“谁在敲门”?罗伟章用他带有明显四川方言色彩的口音回答了这个问题——“时代、命运、城市”。

“时代在敲门”,父亲的离去不只是一个平凡生命的离去,也是某个时代的离去。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生活观、价值观、伦理观等,合起来就是深入骨髓、代代相传的文化观念。所以每一个时代的离去,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,它直接关系到新时代怎么重建、怎么生长。就像是树叶果子落地成为养料,为新时代输送养料。

“命运在敲门”,书中的每一个人根据时代赋予他的机会,选择了不同的路,这些选择都会在各自的命运中投下影子,他既处于特定时代的洪流中,同时也行走在自我的道路上。

“城市在敲门”,中国这几十年城镇化的发展,是社会的进步、文明的进步,在罗伟章的笔下,他歌颂进步,同时也珍惜在时代浪潮中被时光埋葬的东西。

“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河小说。”在长篇小说《谁在敲门》的封面上,印着这样一行字。拿到这本书的第一眼,你可能就会被它的厚重所吸引——约630万字,近700页。

这样一本长篇小说,但是却像罗伟章在后记中所言,其实并没有经过精心的结构设计,而更像是一气呵成,这让人不禁好奇,他是怎么做到的?

对罗伟章来说,写作更像是“生命与生命的一种对话”。“无论是长篇、中篇、短篇,我都不列提纲,因为提纲会消化掉我的激情,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心中无数,相反,我写作时心里是非常饱满的状态。”

作为一个写作者,罗伟章平常对生活、对时代多有洞察;对生命、对自然都抱有悲悯之心,但这种悲悯并非居高临下地俯视,而是“生命与生命的一种对话”,这种对话让写作自然而然地像水一样流淌出来。而写作的过程,就是让这种感觉变得有序、环环相扣,自成一个世界。

作为并不依赖提纲的“激情类”作家,罗伟章直言,在写作的时候经常会走题,因为太过“随心所欲”,所以要边写边调整,而且写完之后要进行大量修改。“《谁在敲门》我至少改了15遍,修稿的时间比我写初稿的时间要长很多。”尽管如此,罗伟章依然认为修改小说“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,就像疏通河道一样,哪里该转弯,哪里急,哪里缓,都需要考虑。疏通之后,文字就会像河流一样滋养周围的生命,非常有成就感。”

在一些评论家笔下,罗伟章是“底层文学”的代表作家,他的作品中描绘了形形的“小人物”,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。

提到这个称谓,罗伟章对此“颇有微词”。“我写的不只是一种生活、一种风俗,更是世道人心,这是相通的。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是作家的天性,通过熟悉的部分来概括整体性是作家的能力。”

在罗伟章看来,对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分类毫无意义,因为它消解了文学的高标准,每一种文学的标准其实都是一样的。这种分类对作家本身也是一种束缚,“如果我认同这种分类,我怎么去突破自己呢?文学没有边界,也没有地域的界定,它就是文学。”

尽管不认同这种分类,但罗伟章也承认,因为社交媒体等平台的出现,“快餐文学”作为新出现的文学种类迅速占领了文学市场。对于《谁在敲门》这种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,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非常细碎,让人不禁好奇,这是否会束缚他的写作?

“不会,一点都不会。”罗伟章非常坚决地否定了这个说法,“因为我写作时心里一个读者也没有。只有在作品完成、发表、出版之后,我和读者才会建立关系。”在回答问题的同时罗伟章也不忘为读者“辩解”,在他看来,很多读者偏爱“快餐文学”其实并不是他们的问题,而是由于目前很多作品同质化严重,缺乏营养。身处这样的环境中,罗伟章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标准。“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至少要写出真正有营养的东西。如果读者能够从我的书中看到这些细碎的生命信息,从我写的故事里看见他自己,那我觉得这就是好的文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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