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7年,切·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境内一处小瓦房里永远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。

在此之前,他和所剩无几的游击队员们一同躲在玻利维亚的密林内,不但要整日躲避美国人的追杀,还要承受弹药和粮食短缺的痛苦。

可惜的是,一同参加革命的队友没有像他一样的坚定的意志。受到亲信的出卖,格瓦拉被由美国人训练的多达千人的玻利维亚军队逮捕。

行刑时,他并不畏惧,反倒对敌人说:“我知道你们要在这里杀死我。开枪吧,胆小鬼,你要杀死的,是一个男子汉。”这句话让格瓦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还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九个弹孔。

切·格瓦拉是举世闻名的革命家,大多数人并不十分了解他的事迹,但都听过他的名字。

格瓦拉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阿根廷贵族家庭,祖上曾担任过最后一任秘鲁总督。格瓦拉虽然是富家子弟,但他经常和穷人打交道;在交流过程中,他逐渐对阿根廷社会当前巨大的贫富差距感到困惑。

起初,切格瓦拉是想成为一名医生的。在他的心里,救死扶伤是道义所为,亦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大方式。

由于家庭条件不错,上了大学以后,格瓦拉便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出游。后来,他们还相约一起去拉丁美洲游玩。

拉美洲的景象与格瓦拉心中所想的不同,他本以为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,拉美人民是自由而快乐的。

实际上,当他到了拉丁美洲以后,才发现当地人早已沦为美国敛财的工具——他们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,就连土地资源也变成了美国人实现“美国梦”的利器。

纵使这里有着荒漠乱石和茂密雨林这样壮丽的自然风光,格瓦拉的内心还是被拉美人民苦难的生活深深撼动了。

自此,切格瓦拉深感自己的使命巨大。他放弃了光明的前途和优渥的生活,踏上了一条迷茫未知的道路——他来到危地马拉,协助当地的革命队伍对抗美国霸权主义。

在出发前,他在以前的日记本上写下:“写下这些日记的人,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,我已经不再是我”。

格瓦拉一举成名,但他的变化和发展总是离不开身边人的影响。如果说,格瓦拉在初次投入战斗时,还是青涩的、稚嫩的员,那在经历了重重斗争后,他愈发成熟,也认定了斗争的方向。

在这过程中,不乏有志之士和亲人朋友支持鼓励他。而几十年后回看这段历史的我们,也会自然而然地对他的亲人和战友们产生好奇心。

阿莱达 · 马奇便是被讨论诸多的一个人物。说起她的名字,有些人或许会感到陌生,但提起她“切格瓦拉第二任妻子”的名号,大家就会恍然大悟。

这位女士在人群中一直有着不小的讨论度:她的身份极为特殊,即是“战斗英雄”、“革命先锋”的妻子,又是他最为亲密的战友。

阿莱达·马奇长着一张“适合做电影明星”的脸庞;这样的女人,无论放在哪个时代,都会格外受到社会的关照。但令很多人都想不通的是,阿莱达选择的是一条辛苦异常,且难以被人理解的道路。

阿莱达在大学期间,喜欢读浪漫的文学作品,她希望自己能够像小说中的女主角那样,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阿莱达接触到了奥地利女作家维基·鲍姆,并阅读了那本大名鼎鼎的《无头天使》。书里对于墨西哥革命的描写,极大地引发了阿莱达对拉丁美洲历史发展的兴趣。

这是一段危险但迷人的历史,阿莱达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它;她开始疯狂地寻找描写这场革命的书籍,热情的程度令周围朋友都为之咋舌。

多年以后,阿莱达再次回忆起这段往事,她选择用一种不算正面的词汇来描述它:

“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,我与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越来越贴近。所以,如果让我以个人的、有点儿私密的眼光回顾我的一生,并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,那么我必定会选择‘害怕’或‘恐惧’。”

大学毕业后,由于对革命充满了热情,阿莱达加入了游击队;也就是在那里,她结识了切·格瓦拉。

彼时,格瓦拉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革命战士了,在队伍里担任着指挥官的角色。阿莱达有幸被分配到他身边,做他的助手。

阿莱达曾坦言过:“在成为我的伴侣之前,已经拥有了过人的品质。”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年轻的军官,既有过人的胆识,又有坚定的信仰;他在旁人眼里,必定是一颗耀眼的明星,更别说像阿莱达这样的少女了。

因此,阿莱达与格瓦拉初次会面的景象使前者铭记于心。彼时,阿莱达在埃斯卡姆布赖,这片山区绵延悠长,其中暗藏着危机凶险。

阿莱达对这片地区不算陌生,但她即将面对的是“一些性质极为严重的事件”和潜在的、凶恶的敌人。好在阿莱达的队伍并不孤独,援军很快就赶到了此处:

“那片地区对我来说并不陌生,它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: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些从原奥连特省出发,已经走过部分国土的起义军。他们属于第八纵队,由名不虚传的阿根廷人切担任纵队司令。”

阿莱达身上肩负着原拉斯维利亚斯省的“七·二六运动”指挥部交付的使命,她必须待在埃斯卡姆布赖山,以应对富尔亨西奥·巴蒂斯塔独裁集团的严密监视。

“诚然,假如他们只看外表,一定觉得我不像游击队员,那些探询的目光并不奇怪。如果好好看一看,就会发现我像什么也不会像一名战士。”

阿莱达回忆起那一幕,依然觉得十分奇特。许多记者和作家总是把那一幕幻想成王子和公主的,赋予其梦幻的色彩,但只有阿莱达知道,“这和童话故事没有任何关系”。

一封来自1965年的信向人们揭示了些许真实的感情。这封由刚果发出的信件里写着:“当我见到一个金发碧眼、胖乎乎的小学老师时……在那个下午,我摸着橡皮膏的痕迹,在一个无可的革命者和另一个自己之间做了一点小小的斗争。”

切·格瓦拉在这信件里毫无保留地向自己的妻子倾诉着自己的爱意,但他必须在“恪守纪律的革命者”和“有个人情感和需求的男人”两个身份之间作出抉择时,他的内心既是痛苦的,又是甜蜜的。

1959年,切·格瓦拉在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不久,迎娶了第二任妻子阿莱达。新婚后的第三天,两人便一同前往哈瓦那附近的小镇塔拉拉度蜜月。

由于两人身份十分特殊,这次蜜月之旅并不算尽兴。一同赶赴塔拉拉的不止阿莱达,还有革命队友们;格瓦拉在这个拥有着清新海风和碧蓝海水的小镇里,与同志们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夜谈。

尽管多数时间忙于工作,格瓦拉只能抽出很短的空闲时光和妻子一道欣赏海滨风光,洒脱玩乐,但阿莱达对此从不抱怨,也没有在脸上显露出任何失望的表情。

在塔拉拉的短短几个星期,给阿莱达带来了无数快乐和幸福,她回忆说:“我们就在那所别墅中住了两个月。虽然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,但是,那段时光给我留下许多幸福的记忆。”

格瓦拉去世后的短短几十年内,他的形象已经从一个“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”变成了一个“潮流元素”。

资本家们把他的头像放大,印在衣服上和背包上;甚至在钥匙扣或者香烟盒上,人们也能找到他的图像。

年轻的一代不了解那段苦难的历史,但他们愈发觉得这位头戴黑色贝雷帽、嘴叼雪茄,有着茂密而卷曲的长发、眼神忧郁的“年轻人”很酷。

人们开始忽略切·格瓦拉的精神,而又把他供奉为另一种“精神”——一种时尚的图腾、一种代表“叛逆”的生活方式。

“今天,切的形象被解释得越来越酷,传播得越来越广阔,但其实这离真正的切,是越来越远了。”

2011年,《一个战士的日记》首次在古巴出版;作为格瓦拉的遗孀,阿莱达第一时间出现在了签售仪式现场。“我希望古巴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了解切·格瓦拉,不要再扭曲事实,”

阿莱达如是说道:“这些日记‘未经任何编辑’,是真实展现的切·格瓦拉的‘工作、思想与生活’。”

尽管在这本书里,阿莱达收录了一些片段——可能与世人构想的“格瓦拉的光辉形象”截然不同,她还是坚定地认为这些事实应该被展现在书里,被大众所了解。

“出版《一名战士的日记》是为了让人们如实地认识切·格瓦拉”,书里不单展现了格瓦拉在面对穷人所处困境时的震撼,也透露了他对血腥杀戮的天然冲动。

阿莱达·马奇为格瓦拉生下了四个孩子,三女一男:阿莱达、卡米洛、西莉亚和埃内斯托。

女儿阿莱达出生于1960年,四年后,格瓦拉便离开了古巴,前往玻利维亚;因此,女儿对父亲的记忆约等于零。

当阿莱达举起一张珍贵的相片——相片里,格瓦拉拿着雪茄,和左边的男士谈笑风生;左边那位,正是格瓦拉重要的战友菲德尔·卡斯特罗。卡斯特罗抱着幼小的阿莱达,只有她一个人是看着镜头的。

“虽然拍摄角度让画面看起来像是父亲在递雪茄给我,但情况并非如此,事实上他几乎不曾在我身旁抽烟。”阿莱达笑道。这一张照片,是年少时候的她对父亲的唯一记忆。

由于父亲被人们称为“阿根廷革命家”,在很多人眼里,阿莱达的出生是带着光环的。然而,在阿莱达本人心里,自己这一家子和普通家庭没有什么区别。

在阿莱达的记忆里,父亲只有一次和自己见过面。在卡斯特罗的支持下,格瓦拉乔装一番后回到哈瓦那,但他扮演的不是父亲,而是“父亲的朋友”。

一家人吃过晚饭后,阿莱达不慎摔倒。身旁这位“父亲的朋友”见此,亲切地为她疗伤,还一把抱住了年幼的她,用温柔的话语安慰她。“我觉得这个人很爱我”,阿莱达后来这样对妈妈说。

如今,阿莱达已是知天命的年纪,也有了自己的女儿。她时常声援着古巴的革命运动,还曾作为嘉宾去过英国,向大众宣传古巴文化年活动。

谈及父亲,阿莱达对记者说:“我父亲懂得如何去爱。那是他最大的优点———他会爱。要成为合格的革命者,你就必须要浪漫。他能为别人的事业奉献自己。这是他信仰的核心。”

阿莱达曾说,自己只能以身作则,却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别人,尤其是自己的子女。

作为阿莱达的兄弟,卡米洛也有类似的想法。他和阿莱达同岁,是家里孩子中的老二。继承了格瓦拉的基因,卡米洛也有同样形状坚毅的额头和眼睛;他的名字也是来源于格瓦拉的亲密战友——卡米洛·西恩富戈斯少校。

卡米洛没有像姐姐一样从事革命活动,他甚至不太关心革命事业,只是安心做着一个平凡的摄影师。但是同姐姐一样,卡米洛对于父亲的记忆少之又少。

好在父亲离开前,拍摄了很多关于家人的相片。那其中,有孩子们和父亲合照的,也有父亲给孩子们拍摄的相片。

众多照片中,一张背景图是沙滩的照片格外受到卡米洛喜爱。在照片里,他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婴儿,身处襁褓之中,但看向父亲的眼神里已经有了亲人之间的信赖和仰慕。或许是天意注定,冥冥之中,这些父亲拍摄的照片激起了他对摄像的兴趣。

在一次来中国参观“古巴先锋艺术展”的时候,意料之中地,卡米洛看见了一件带着父亲头像的作品。同行的人请他拍摄这幅照片,还为他营造了一个合适的氛围,但卡米洛毅然拒绝了前者。

卡米洛受到父亲的触动很深,他不希望自己被外界渲染成“切·格瓦拉之子”,也不想借父亲之名让自己在名利上有所收获。

在参观完展览后,卡米洛整理出了几十张格瓦拉的摄影作品。他认为,切·格瓦拉一直是别人眼里的“英雄”,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这位“伟人”嵌入层层框架之中。

而现在,卡米洛希望大众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切·格瓦拉,不是浮于表面,而是看见后者所看见的东西,了解真实的他。

“切·格瓦拉有很多面,我想通过更多的对于他的准确的表述,来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他……不是英雄,也不是政治家,而是‘摄影师’切·格瓦拉。”卡米洛说。

在有关切·格瓦拉的回忆录《玫瑰与革命:我的丈夫是切·格瓦拉》中,妻子阿莱达将已经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个“符号”的丈夫再度拉回人们的视野里。

阿莱达描写的,是真实的格瓦拉。不同于专家学者们的研究,在这里,格瓦拉显得有血有肉,让人忍不住消除对他的近乎“神化”的看法。

阿莱达并不具备写作天赋,她的语言也不如作家一般老练,她的文字充斥着简单的语句;或许,阿莱达只是在描写“她心中的切·格瓦拉”。

但是,身为格瓦拉的遗孀,有勇气向世人分享两人之间的故事,已经是难得的了。正如阿莱达本人所言:

“如今我之所以愿意回顾并梳理这段短暂的、略微与众不同的过去,不仅是为了讲述自己生活的细枝末节,更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理由或借口来回忆我在切身边的日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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